中欧体育去年入秋以来，北京城持续不断的雾霾天气首度让“PM2.5”这个名词进入广大公众与媒体的视野中。围绕着“PM2.5”，更是引发了美国使馆和北京市环境保护局之间的一场关于监测数据谁更准确的争论中欧体育。

　　2011年11月16日，随着国家环境保护部决定将公众呼吁已久的PM2.5、臭氧(8小时浓度)纳入常规空气质量评价，并拟定于2016年始实行新标准，这场空气质量的监测标准争议才终于有了结果。

　　这场争论过后，却引发公众关注到另外一个更为深层的问题，即中国环境信息公开水平仍有待进一步提升。

　　2008年5月1日，国务院《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和环保部《环境信息公开办法》（试行）正式开始实施。中国政府的这一举措获得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及纷纷响应。2009年，公众环境研究中心（Institute of Public and Environmental Affairs, IPE）与美国自然资源保护委员会（Natural Resources Defense Council, NRDC）两家环保组织合作开发了污染源监管信息公开指数（PITI），致力于对中国主要环保重点城市的环境信息公开状况进行评估。

　　2012年1月16日，IPE与NRDC联合发布了“113个城市污染源监管信息公开状况”连续第三年的评价结果报告。本次2011年度评价结果，通过对中国113个城市污染源信息公开水平的调查，勾画出了中国环境信息公开的整体现状。

　　本次PITI评价的范围，共囊括了中国113个城市，其中包括4个直辖市（北京、天津、上海、重庆）；25个省会城市（沈阳、南京、广州等）；5个计划单列市（大连、青岛、宁波、厦门、深圳）；76个其他环保重点城市（唐山、苏州、佛山等）以及3个非环保重点城市（东莞、盐城、鄂尔多斯）。

　　据IPE主任马军介绍，三年来PITI的评价标准基本保持一致，都是从“污染源日常超标、违规记录信息公示”等8个主要评价项目出发，考察每一个项目的系统性、及时性、完整性和用户友好性。

　　通过对113个城市以上8个项目的4个方面的评估与考察，PITI的评价结果显示，中国当前城市的环境信息公开状况可谓是喜忧参半。

　　“通过连续3年的盘点，我们看到多数城市的污染源信息公开还在扩展，平均分有所提高，而越过及格线家，由此我们得出结论，环境信息公开这一创新制度已经在中国初步确立。”IPE主任马军道出了评价结果中的“喜”。

　　在马军看来，113个城市PITI平均分的显著提升是确认环境信息公开制度在中国初步确立的依据之一。“我们可以看到，三年来，PITI的平均分数正在稳步提升，从第一年的平均31分到第二年的近36分，再到今年终于越过了40分档。”马军总结说。

　　除了113个城市的总体平均分有所突破外，根据PITI的最新数据显示，多数城市的PITI得分明显上升。

　　将被评估城市的最新得分与2008年度的得分比较，其中多达66%的城市的得分呈明显上升趋势，即提高幅度在3分以上。另外，约有24%的城市与第一次评估得分持平，即变动幅度在3分以内；只有10%的城市出现了下降的情况。

　　“再有，就是及格线以上城市的数量迅速攀升，也是我们认为这个制度初步确立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如果说60分是及格线个，在2011年度达到了19个。”

　　然而，这个结论并不意味着中国环境信息公开制度已经高枕无忧，在IPE的调查分析团队看来，中国当前的环境信息公开情况至今仍难以突破初级阶段的瓶颈，且始终难掩各种各样的问题与弊端。

　　这首先表现在大多数城市仍然没有及格。2011年的最新统计结果，及格城市仅有19个，虽与上一年度有所提升，但这却意味着113个城市里面多数没及格，甚至有一批得分在20分以下的城市。

　　“比如说绵阳，8个项目里面4个项目得分为零。我们找不到任何信息。这也意味着当地公众依然难以获取污染源监管的信息。”谈到PITI低分徘徊的城市，马军显得非常无奈。

　　其次，部分城市得分出现滑坡也是IPE认为环境信息公开制度在中国仍旧处于初级阶段的理由之一。其中淄博的近两年分差达到-14.6，济南的分差达到-13.5。

　　“尚未越过初级阶段，还有一个重要的判断的指标，就是在两项特别关键的信息公开项目上，城市得分差距非常大。”

　　在PITI评估的8个项目中，权重最大的要数关于企业日常超标违规事物记录的公示。该项目的满分为28分，但就目前的调查来看，有65家城市还没有能够摆脱最低一档的个分，这意味着几乎很难找到这些城市自己发布的相关监管记录。

　　此外，给予回复城市的数量虽小幅增长，但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仍不理想。调查显示，2008年度回复调查的城市数量为29个，2009~2010年度是32个，到了2011年是42个。“这种增长是可喜的，但部分的城市得分还不到4分，连最基本的一些申请信息的渠道都不通畅。部分城市原来能给信息，人员一调就不能给了，并没有形成一种机制化的操作。”马军分析说。

　　据马军介绍，IPE和NRDC工作人员所申请的信息，均是环保行政处罚的企业名单，这样的信息原本应属于主动公开的信息范围，而多数城市并没有予以公示。即便是给出信息的城市，一旦公众去申请一些可能被环保部门认为敏感的信息时，得到的回复也屈指可数。

　　除了环境信息公开状况停留在初级阶段让人担忧，从PITI的城市得分分布图可以看出，虽然部分地区信息公开呈现突破态势，但同时也有一些排放大户不进反退，导致地区间的差距扩大。

　　“在前10名中，除了宁波是持平外，其他的9个城市都处于明显上升的态势。但排名靠后的城市，本来就表现很低的情况下，不但没有提升，反而继续下沉。这次我们在报告中间着重提到了山东、四川、内蒙，也包括像湖南这样的一些城市的一些省区，他们的表现是令人遗撼的。比如山东省，它是一个经济发达的地区，经济总量全国第三位，同样，它的排放量也相当惊人。山东省在2011年的二氧化硫排放量连续多年全国第一。这个经济大省的退步也显而易见。2008年排在12位，2009~2010是第14位，今年倒退到了第17位，这里面除了青岛表现抢眼以外，其他的城市都是不理想的。”马军告诉记者。

　　透过PITI呈现的评估结果，我们意识到了中国当前的环境信息公开水平不容乐观。

　　2011年度的PITI调查发现，信息公开已经开始助力减排，并对排污企业产生压力。

　　“我们联合众多NGO，共同形成了一个叫绿色选择的网络，在这里，我们共同关心企业的环境表现。政府的信息公开成为一个重要的基础，当我们把这些政府的信息列在一起的时候，最终推动了相当一部分企业对政府监管记录做出反馈。”马军说。

　　政府公开企业主动提供的环境信息，实际上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一些大型的品牌向绿色采购的转型。“像耐克，沃尔玛、诺基亚、阿尔卡特、索尼、包括中国的联想这样一些企业，已经开始利用这些公开信息，去梳理他的供应链条，去推动企业进行整改”。

　　马军及其团队对政府信息公开助力企业减排始终持乐观态度。在他看来，这些公开的信息，能够对企业的供应链进行更加积极的管理，同时告知公众，这样的信息推动了绿色供应链的产生。然而，想要最大限度的发挥出环境信息公开的潜力，NRDC中国环境法项目主任白兰认为应该建立污染物排放登记制度。

　　“它是一个登记制度，要求企业报告所排放到空气、水、土壤中的污染物的类型或数量等信息。当今世界上几乎每个国家都有这样的登记制度，只是名字不一样，有的国家叫TRI，有的国家叫PRTR、NPI等等，不同国家的要求不一样。但是最基本的是污染物的类型是一样的且登记制度都是公开的。”白兰告诉记者。

　　目前，全球主要的工业化国家基本上都已经形成了污染物排放登记制度，如日本的污染物排放与转移登记（Japanese PRTR）、美国有毒化学物质排放清单（US TRI）、英国污染物排放和转移登记（UK PRTR）及澳大利亚国家污染清单（Australian NPI）等等。然而作为一个世界上最主要的、现在正在经历最大规模工业化的国家，中国在这个领域目前实属空白。

　　我们为何呼吁污染物排放登记制度？首先要从围绕着污染物排放登记制度5类利益相关者着眼，它们分别是政府、企业、市场、学者和当地社区。

　　政府可以利用污染物排放的相关信息，进行全面的环境管理，确定减排政策并检查减排的进展。企业需要通过染物排放登记制度来了解自己的环境表现，并为新的工厂和设施选址的决策提供信息。市场包含三个部分：投资者、银行、消费者。投资者需要了解每个企业的环境情况，以便确保投资安全；银行则需要知晓企业的污染物排放信息以保证贷款安全；消费者，则通过了解信息来确定是否购买产品及购买的产品是否安全。学者通过知道企业的污染物排放的情况来研究世界环境情况。当地的人通过了解社区环境情况，来确定自己的居住环境是否健康。

　　“所以，我们知道污染物排放登记单，既可以促进企业减排，也可以助力政府全面的环境管理。这样这个登记制度如果是公开的，这个登记制度可以对社会有很好的影响。”白兰说。

　　“我想现在我们需要去弥补它。”马军介绍，IPE目前正和包括绿色潇湘在内的一系列环保组织合作，积极推进污染源的定位工作，确定政府发布的污染大户的位置、是否排放达标、排放量。

　　“我们希望中国公众也能够像西方国家公众一样，可以公开获取这些信息因为公众有必要去了解，也有权去了解。”马军说。

　　环境信息公开制度的完善仅仅依靠NGO的努力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同时凝聚政府、企业与公众的力量，形成多方合力。既要依靠政府制定相关制度、又需要企业自觉提供自身环境信息，更需要公众行使监督权力。值得庆幸的是，当前政府的相关部门、NGO与企业开始认识到环境信息公开的重要性与紧迫性，纷纷打破桎梏，形成多方合力，共同推进环境信息公开制度的完善。

　　在湖南省人大环资委办公室副主任刘帅眼里，当前政府相关部门在环境信息公开方面还存在不少问题。

　　“第一，不想公开，这是政府部门长期以来的传统行政方式，造成了不愿意公开行政管理的一些制度，尤其是操作过程；第二，不屑公开，对于一些环保数据，政府部门不想提供；第三，不愿意公开，因为很多项目公开之后，可能会受到各种抨击，不便于暗箱操作，也不便于引导企业在当地投资；第四，不敢公开，怕犯错误，因为有些数据准确，而有些数据不准确。另外，对一些污染源污染严重的地方，将直接影响到人民群众的生活，尤其是健康方面的问题；第五，不会公开，现在一些行政操作，虽然有一些程序规定放在墙上，但是有一些规定公开了之后，担心暴露问题。”

　　虽然刘帅提出的问题目前依旧广泛存在于政府的各级部门当中，但是，仍不乏众多“敢于吃螃蟹”的部门“撕开了环境公开的口子”。蝉联PITI三年冠军的宁波市的环保局便是其中一个。

　　2011年，宁波市在“超标违规记录公示”和“依申请公开”两项评价指标上得到满分。早在2003年，宁波市环保局网站就开设了“行政处罚”公告栏目，公布包括违法企业名称、违法时间、违法事实、违反的法律条款以及环保部门处理意见等具体内容，及时准确反映企业环保信用履行情况。

　　宁波市环保局的身体力行仅仅是中国各级政府部门加大力度完善环境环境信息公开的一个缩影。湖南省人大环资委长年以来一直兢兢业业的践行环境信息公开。不仅对外公开湘江源头36湾矿区污染整治情况，还积极开展湘江流域生态环境现状调查，形成现状调查报告，并引起了湖南省委书记的高度关注，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在政府部门向环境信息公开勇敢的迈出坚定的步伐的同时，NGO组织也积极响应政府的呼吁，在环境信息公开的最前线年度的PITI评价过程当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来自湖南的一个名为绿色潇湘的民间环保组织，独立运用PITI的评价标准，对湖南的八个州市进行了系统而全面的评价。

　　“我们知道解决环境问题，推动环境的保护，有很多种方式，绿色潇湘选择的是以环境知情权为切入点，因为我们一直都有一个观点，就是我们认为知情是行动和判断的基础，推动环境知情权，是环境保护的一个重要方式。”绿色潇湘行政主管唐贺告诉记者。

　　据天津泰达环保局副局长徐修春介绍，虽然目前企业在公开自身环境信息方面还存在积极性不高、不愿公开负面信息、环境信息披露的报告水平参差不齐等问题，但不可否认，在环保局的不懈努力下，有越来越多的企业迈出了主动公开自身环境信息的第一步。

　　“我们通过政府网站和相关媒体发布征集的信息，并通过泰达环保协会会员系统定向邀约。此外，我们还制定有关鼓励政策，如天津开发区有一个鼓励节能降耗和环境保护的暂行规定，我们明确规定对连续三年主动公开自己环境信息的企业，政府财政将给予一次三万元的补贴等等。”徐修春说。

　　通过这些渠道和措施，大大提高了企业自觉公开线年，国家环保总局发布环境信息公开办法后，第二年天津就有16家企业积极响应公开环境信息，随后逐渐提升为24家、28家。企业的构成主要是以三星、摩托罗拉为代表的跨国企业，以及滨海能源、津滨快速为代表的国有企业。

　　“比如，LG天津乐金大沽化学有限公司的一些信息报告，是经过第三方审核的中欧体育，上一年还没有建成的设施，下一年就会完成。还有罗姆半导体中欧体育，在它的信息公开里面，明确提到了当年指标没有完成的原因，丝毫没有护自己的短。”当谈到管辖区域内企业的自觉表现时，徐修春难掩自豪之情。

　　在完善中国环境信息公开制度方面，无论是政府部门、NGO还是企业都达成了共识：这需要多方形成合力。

　　“毫无疑问，地方人律监督应该与新闻监督、群众监督，包括NGO的监督相结合。”刘帅在谈到环境信息公开的完善时坚定的说。

　　NGO的代表同样殷切的呼吁多方合力。“我们做这样一项工作，是希望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让当地的环保局，当地的政府能够重视到环境信息公开的重要性，能够进一步加强对企业的规范中欧体育，能够对当地企业污染物排放减少有帮助，对当地公众能够更好的参与环境信息公开有推动作用。”唐贺说。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竺效博士也表示了多方合力对于环境信息公开的重要性。

　　“我呼吁各方，评估者、NGO公众的代表、被评估者、排污企业、公众、社区的代表，坐下来一块儿来探讨，怎样才能把信息公开工作做好，让环境信息公开真正能够来推动环境保护的工作中欧体育，把大量最好的实践经验来分享，最后把所有的探讨变为各方共同的协调行动，使我们环境保护工作得到更好的发展。”竺效说。

　　因此，现代环境保护必须依赖政府、企业、公众的共同参与，形成一个三角形的架构，而NGO居于之间，成为三方之间的“润滑剂”。正是这个立体的三角形，将各方力量汇聚在一处，才能让中国的环境信息公开大步走在阳光下。■